叶子林先生（下称叶生）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高级永续农业主任。叶生出身于农业家庭，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记者，其后加入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工作至今，负责管理农场的生产和筹备各式各样的农业课程，曾出版《港农．讲农》一书记录本地农业历史，近年亦积极就农业政策提供意见，致力推动本地农业。

由文青到农青

叶生的父母在年轻时因文化大革命从内地逃难，来港后以务农为生，养活一家，叶生和哥哥们从小开始在农田里协助父母耕作。回顾香港的农业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香港的农民以种植水稻为主，到四、五十年代，战后的新移民带着种菜技术和经验来港，开启了香港以种植蔬菜为主的耕种模式，至千禧年后，有机耕作、水耕开始兴起。叶生的父母在七十年代来港，当时已接近是「新界菜」辉煌岁月的尾声，到了八十年代，由于改革开放政策，本地菜难与廉价的内地菜竞争，本地农业逐渐式微。叶生形容九十年代的香港农业界正迈向「Dark Age(黑暗时代)」，他的爸爸深明务农的辛酸，而且当时行业的前景不明朗，因此不希望儿子们做自己的老本行，甚少传授儿子耕作上的技巧。

叶生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后，希望从事有意义的工作，了解到自己擅于组织数据、写作和与人沟通，于是成为记者。执笔数年后，记者的工作虽然有趣，但他坦言自己的英语能力一般，加上工作时间不稳定，不想「断六亲」的他便毅然回到自己一直很感兴趣的农业界，看看自己在这个行业的发挥空间和潜力。叶生的四哥叶子盛先生比他早数年入行，当时农场仍属开荒阶段，叶生首先在哥哥的农场和绿田园里做兼职。哥哥较有冒险精神，喜欢尝试新事物，而自己则较保守，适合在机构工作，所以选择加入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下称KFBG）。两兄弟先后回到农业界，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叶生笑言自己很「不孝」，当年没有理会家人的反对，庆幸爸爸后来慢慢接受了他在大机构工作，转眼间叶生已在农业界打滚了接近二十年。无论是执笔还是执起锄头，叶生都认为这是社会地位不高却十分有意义的行业。

探索农业的可能性

农业界在九十年代开始进入最艰难的时期，叶生忆起当时只会有人离开而没有人愿意加入，农地被荒废，情况严如一个不断失血而没有进行输血的人。回归后的数年，香港开始出现生产型的有机农夫，相关机构和单位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例如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渔农自然护理署的有机耕作团队、菜联社的有机种植社群办公室等，而叶生刚好在2003年加入KFBG。

KFBG源于五十年代成立的嘉道理农业辅助会（K.A.A.A），K.A.A.A致力援助贫困的农民，可是随着本地农业式微，适逢市民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提升，KFBG开始转型成为保育团体。叶生指KFBG在农业方面的工作可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是困难重重，在他看来，无论在机构的工作上还是个人的发展上都是一个探索可能性的契机。他认为第二代「新界菜」与第三代农业的运作模式不同，后者着重体现粮食系统（food system），除了种植和生产，更关心与社会和不同持份者的连系。KFBG参考外国的经验，尝试推出不同农业项目，例如小区支持农业计划（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scheme）和农墟，当中约十三年前开始举办的中环农墟如今已成为香港一个较具规模的农墟。叶生不讳言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只有透过观察市场环境和不断尝试去寻找定位。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的农业及留种工作

KFBG奉行永续农业，农地规模和实用面积不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全因独特的地理位置。海拔从最低一百多米到最高四百多米，一个农场能存在三个不同的微气候，日照、坡度、风向、纬度各有差异，因此适合种植不同的作物，例如在山上种茶、咖啡，在山腰种果树，在山下种香草和叶菜。种植这些作物主要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作农业示范或文化保育。香港曾经是产茶胜地，在园内种茶树能向游人介绍香港的茶文化和历史。可是基于社会发展的压力，叶生相信在香港种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此外，KFBG也会推广特色作物，包括自家繁殖和出售杭菊和咖啡的幼苗，以及种植一些常见的农作物作展示用途。

叶生指KFBG甚少标榜植物园属有机农业，亦没有申请有机认证。他认为有机耕作是永续农业最突出的一部分，成功在于它能普及化，但也有其限制，例如在全球化下食物里程、公平贸易、由包装衍生的环保问题等。因此，KFBG对有机农业持中性的态度，但不赞成立法规管有机作物必须得到认证，因为此举会抺杀了很多农业界的可能性。

KFBG的留种工作主要分为实地留种和教育两个部分。KFBG在园内重点保存的品种包括一些种子店较少出售的品种、重点推广品种（例如：杭菊、紫草、咖啡）以及无性繁殖的品种（例如：蒜头、姜）。在教育方面，KFBG鼓励农民留种，叶生曾举办数个留种工作坊，向农夫示范留种的过程和技巧。工作坊反应热烈，叶生指要达到目标的参与人数并不困难，难题在于如何令参加者在工作坊过后仍继续参与留种工作。由于参加者多是一些喜欢耕种或有兴趣学习耕作知识的人，所以很难要求他们持续地参与留种工作。虽然活动能提升参加者对留种的认识和兴趣，却不一定能增加参与长期留种工作的农夫，始终农夫需具备一定的技术和恒心，而在香港购买种子十分方便，成本不高，农夫自然缺乏留种的意欲。即使农夫愿意留种，也只限于一些容易留种的作物，例如：萝卜、芥兰、瓜类、姜等等。

留种的技术会直接影响种子的质量，根据叶生的观察，部分农夫的留种技术未能达标，与留种的理念背道而驰，例如他们会把用作生产的农田和用作留种的农田混为一体，惯性把生长最强健、卖相最吸引的作物出售，把「卖剩蔗」用作留种。然而，农夫其实应该挑选生势最良好的植株或果实进行留种，才能把该品种最优质的特征保存下来，否则便会劣化品种。此外，生产田和留种田的营养管理截然不同，前者以提高整体产量为目标，后者将营养集中在用作留种的植株或果实。以瓜类为例，一般生产时农夫会多施肥，希望结瓜数量多，但在留种时，则需把同株的其他幼瓜摘去。

约二十年前，叶生担任记者时曾访问一位种子店老板，老板向他分享一件往事——老板雇用农夫帮忙进行留种工作，可是因为某段时期的菜价好，农夫竟然把整批原本用作留种的菜卖掉。由于留种需年复一年地进行，除了要有毅力和技术，抵抗强大的经济诱因亦对留种工作的持续性尤其重要。谈到如何提升农夫的留种意欲，叶生认为是一件既复杂又矛盾的事。以往很难在外购买种子，购买种子的成本相对较大，农夫因而倾向自行留种，时移世易，购买种子变得快捷和便宜，大大方便了农夫生产，他们甚至希望种子公司推出更多种子供他们选择。叶生认同推广自留种工作有其意义和重要性，可是，除非至今留种仍是农夫农耕时必要进行的事情，否则要他们进行繁复又费时的留种工作是反其道而行。叶生建议留种工作可以由各方协作，种子公司是核心的内围，而核心的外围可以是一些大机构（例如：KFBG和SeedTEC），持续地投入资源去保育一些种子店未有售卖的或种源不稳定的品种，这似乎是一条比较可行的出路。至于自家品牌或容易留种的品种则可由农夫自行保留。

既是全职农夫，也是假日农夫

叶生拥有农业背景，但是他强调自己不只在KFBG时才进行农业工作，与其称他是KFBG的农业部职员，倒不如称他为一位投身农业的有心人。叶生忆起爸爸在九十年代开始由全职农夫转为业余农夫，将从前的十数斗地改为果园，以及闲时种种瓜菜供孙儿食用。后来，政府要建造莲塘口岸和香园围公路，需收地进行建设，收地的范围正是叶生的老家和农田。当时叶生的爸爸已仙游，而妈妈年纪大也未必能适应市区生活，保留老家和农田对叶生一家意义重大，因此他们向政府提出反对，幸好最后政府愿意聆听他们的要求，将公路的位置稍为修改，老家和约两三斗农地得以保留下来。虽然失去了大半的常耕农地，但是至少保留了老家。现在，叶生继承了这两三斗地，他在工余时间会回来耕作，在父母曾留下足迹的农地上用心种植瓜类、豆类、姜、香蕉等。

老家的香蕉对叶生别具意义，当年爸爸改造的果园中有两斗地用作种植一种矮身香蕉，而政府工程将会摧毁整个蕉园，叶生于是掘了数棵蕉树，并移植到KFBG，令老家的味道得以保留，约两年前，叶生再将部分在KFBG生长的香蕉取回老家种植，香蕉终能回归老家。叶生也特地保留了自家种的姜，他觉得每家每户的姜各有特色，有些可较早收成、有些不太辣、有些较少渣，各式各样的品种能遍地开花，正是其吸引和独特之处。

跳出舒适圈，挑战工作的新方向

叶生在KFBG工作近廿个年头，头十年都十分低调，经常在田里埋头苦干，谦虚的他表示头一半的时间专注于打好基本功，从多角度认识香港农业。他经常提点自己，由于在KFBG这个大机构内工作，稳定的工作环境容易令自己与业界脱节，所以必须时常认清自己的限制，不忘初衷。近年，他感觉自己已累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有能力和条件踏出一步，呼应时代，于是着手筹备和参与更多能推动本地农业的项目。

其中一个项目是策划农业培训课程，课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由浅入深，适合不同兴趣和目标的公众人士参与。第一阶段属入门课程，培训学员成为都市农夫，内容包括基本的种植理论和方法；第二阶段为专题课程，深入介绍种植个别类别的作物（例如：咖啡、果树、绿肥）；第三阶段为农夫培训课程，为有意成为农夫的人士而设，内容包括专业耕作和经营农场的技巧等。叶生在大学时修读社会学，一直喜欢研究历史、搜集资料和写作，近年开始将兴趣结合工作，书写关于本地农业的文章，描述农业界中环环相扣的各个范畴，涉猎农业历史、制度、相关机构、永续农业的实践、销售制度、农业与非原居民村的关系、农业议题等，这份兴趣促成了第四阶段的课程——农业课程，丰富的教学内容令学员能全方位认识本地农业。

言谈之间，叶生多次提到要好好认识和装备自己，充分了解自己当下的长处和限制才能把事情做好。叶生指自己算是很迟才起步去关注农业议题，原因是以往较保守，加上当时认为自己对农业的认识未够全面。近年，随着条件成熟，他觉得自己有能力为农业政策提供建议。2016年，政府推出《新农业政策》，此时开始有传媒联络叶生，访问他对相关政策的意见，叶生逐渐活跃于社会上的农业议题。

香港农业的困境

叶生指香港农业正面对四个问题：农地、销售、教育和基建。「农地」不是指香港没有足够的农地，而是社会上各个持份者对农地的使用有分歧，以致很多农地因各种原因而不能被农夫使用。「销售」是指现时的销售系统未尽完善，第二代农业主要依赖菜联社和菜统处的销售网络，使农夫能有八至九成的时间专注于田务上，然而，到了第三代农业，政府未有发展新一套可广泛应用于本地农业的销售系统，销售的责任很多时回到生产者身上，民间只好自救，发展农墟和网购等，可惜这些措施最多只能解决两成的问题。「教育」是叶生感到最乐观的部分，因为近年多了机构举办农业教育活动和培训课程，提升农业技术和知识，甚至连香港浸会大学也开办了生物资源及农业科学理学士的课程。

叶生认为最重要却最少人关注的是农业「基建」，不论农场规模，基建是必要的项目之一。第一代农业的基建主要由乡村和宗族负责兴建，第二代农业的基建由政府承办，例如建造小型水坝，K.A.A.A也有协助进行修桥补路等工作。可是，自八十年代起，政府对农业基建的支持甚少，不少农地因没有水而难以进行耕作。叶生曾参与一场新界东北渠务工程的咨询会议，由于建造路线的旁边全是农地，他建议政府在进行工程前应考虑农业用途，例如建造蓄水池为农田供水。而政府人员响应指他们曾访问当区农夫，农夫均表示现时有水用于耕作，所以政府的结论是当区没有水利问题。叶生指政府的咨询工作流于表面，情况就如政府询问一个已经置业的人有没有地方居住，而非询问一些未能置业的人遇上甚么困难。就这个渠务工程而言，政府应咨询有多少农地是因为没有水源而荒废了。缺乏前瞻性会使农业基建停滞不前，叶生慨叹「基建」是冷冰冰的东西，不太浪漫的题目亦难以得到大众、传媒和政府的关注。

《新农业政策》是叶生关注的农业议题之一，叶生指农业园有其可取之处，现时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高估了农业园的影响力，现时香港至少有七百公顷农地，无论农业园成功与否，也只是八十公顷，占全港一成农地的面积，因此政府不能以农业园代表整个农业界，而且农业园以收地方式建造，将来也难以沿用此方式发展农业。叶生质疑农业园有一半的面积将用作常规耕种，但近二十年新入行的农夫却只有少于一成人从事常规耕作，政府的计划与行业的趋势不符。叶生认为《新农业政策》中的「农业优先区」更为重要和更有迫切性，可是由2016年至今，政府仍停留在研究阶段，现时非法倾倒的问题猖獗，他担心不少优质农地在政策推出前已被破坏。

结语

在访问的尾声，问及叶生对年轻农夫的寄语，他笑言没有方向性的东西可以提点他们，因为自己也曾误判了农业界一些事件的趋势，犯错是不要紧的，最重要是勇于承认错误，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看法，不应用上一代固有的思维去看下一代的发展。新一代农夫对农业有理想，无论他们希望将来如何发展，叶生分享有两项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是心态上的调整，从事农业必须有心理准备，接受这个行业不会让人大富大贵。第二，是打稳基础，要达到目标必须要具备基本功，包括种植技巧、农业常识等。叶生现在能于农业界发展多元化的范畴，全赖多年来不断尝试和努力，从深耕细作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加上认识自己的长处和限制，订立合适的发展方向，为香港农业界作出贡献。

叶子林先生（右二）